桂南会战，打黑伞的间谍害死了9师师长郑作民，酬劳仅是每天5毛钱_日军_中国部队_蒋中正

战后检讨会是抗战时期中国部队的一项重要特色制度。自从台儿庄大战后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因失职被军法处置之后，中国军队内部的纪律得到了更加严格的执行。蒋中正实施的“连坐法”不仅有效威慑了军官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战场的纪律性执行。无论是高级指挥官，还是普通士兵，都感受到了严格的军纪压力。自此以后，每次作战后，部队都会召开检讨会，大战后严惩，大大小小的战斗都会进行总结，表现出色的得到奖励，失误者则会受到惩罚。这一制度虽然严苛，但也保证了中国军队在面对强敌时能够保持相对的战斗力，尤其是在战力远逊于日军的情况下，中国部队依然坚持了8年的艰苦抗战。

在众多的战后检讨会上，桂南会战的检讨尤为严厉和严肃。蒋中正对参与战斗的指挥官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惩罚，陈诚和白崇禧这两位二级上将被降薪留职；而叶肇和徐庭瑶两位集团军总司令则被免职查办。多个军团长和师长也遭到了免职处理，甚至两个集团军的番号被彻底取消。即便是第九师这样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，在师长郑作民阵亡后，尽管免去追责，却依然被取消了番号，成为了“无名之师”。与此同时，由白崇禧担任主任的桂林行营失去了指挥其他战区的权力，沦为了一个地方机构，不再能调动其他战区的部队。

蒋中正之所以对桂南会战后进行如此严厉的处罚，背后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他借机收回了白崇禧的军权。其次，蒋氏对自己在会战期间差点被日军空袭炸死一事十分愤怒，认为责任部分应归咎于军队的失职。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战场上大量日本间谍的活动让蒋中正感到极度愤慨。在他看来，驻守在当地的中国部队竟然容忍这些间谍为敌方指引方向，致使日军空袭成功，不仅炸死了第九师师长郑作民，连自己的指挥部也险些被轰炸，差点丧命。蒋氏认为，如果不严肃整顿和严厉惩处，这样的指挥失误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。

确实，在桂南会战的第三阶段，日军间谍的活动异常猖獗。他们为了区分身份，手持黑伞，通过反光镜指引日军飞机进行轰炸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些间谍的报酬仅仅是每天五毛钱，为了这点微薄的收入，他们竟出卖国家和民族，帮助日军进行空袭，简直令人难以理解。正如日本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所言，桂南会战之所以爆发，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日本陆军作战部长富永恭次误信海军的意见。

1939年，日本在诺门坎与苏军的战斗中吃了大亏，这使得日军对其装备现代化有了更强烈的需求。但由于日军的经济状况已经十分紧张，军费不足以支撑大规模扩军，因此，计划缩减在华兵力，集中资源发展现代化装备。然而，富永恭次却认为，切断中国的越桂公路才是更有效的战略。他主张增兵南宁，打击中国的物流供应线，从而逼迫蒋中正屈服。这个策略获得了日军海军的支持，但却遭到了泽田茂的反对。泽田茂认为，这样的计划会使日本陆军失去北进战略的机会，并且海军的战略目标是南洋，进一步向南进攻只会使陆军沦为配角。

最终，在双方的争执中，日军决定采取富永恭次的计划。日军陆军从粤北发起进攻，力图切断中国的战略通道。桂南会战经历了三个阶段，初期日军迅速占领了昆仑关和高峰隘，第二阶段，第五军成功收复了昆仑关，第三阶段则是战局进入胶着状态。日军虽在初期占了上风，但中国部队的顽强抵抗，尤其是第5军的英勇表现，让日军付出了不小代价。

在战斗的过程中，日军表现出典型的诈术。虽然日军在桂南会战初期占据了许多战略位置，但他们却在战斗中犯下了许多错误。例如，第五师团长今村均在占领南宁后，轻率地派遣第9旅团去抢夺龙州的物资，导致美方的不满，并延误了对昆仑关的支援。在这种混乱中，第5军成功反击，占回了昆仑关。

桂南会战后，尽管中国部队并未完全取得胜利，但他们成功阻止了日军的进一步进攻，取得了一定的战略优势。蒋中正也在战后检讨会上对指挥官进行了严格的惩罚与调整，展示了他在战争中对军纪和纪律的严格把控。这些战后检讨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战斗力和战斗精神的象征，也反映了中国部队在日益严峻的战争环境中，如何凭借顽强的毅力与坚定的纪律，阻挡住了日军的进攻。